步入澳門藝術博物館四樓展廳，色彩鮮豔的琺瑯彩與廣彩瓷器率先映入眼簾，旁邊是淡雅經典的青花瓷。細看之下，這些瓷器有別於傳統中式風格：有些繪有西方畫作，有些更刻有中葡文並存的銘文，悄然訴說東西方文化的交融。

「海通鏡鑒――16–19世紀中葡文化交流展」（下稱「海通鏡鑒」）由故宮博物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與葡萄牙多家文博機構聯合主辦，以澳門這座歷史上的「海洋中轉站」為交匯點，透過瓷器為載體，向觀眾展開一場跨越數百年的東西方文明對話。

突破以往合展模式

澳門藝術博物館策展人盧大成表示，此次展品極為珍貴，共177件／套，包括乾隆皇帝親自監製的畫琺瑯精品提梁壺、澳門出土的外銷瓷片標本，以及中葡兩地生產與傳世的陶瓷器。「中葡珍品聚首一堂，成就了今年的故宮大展。」

自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以來，澳門藝術博物館每年均與故宮博物院合辦「故宮大展」，以往多以故宮博物院藏品為主。此次則突破慣例，首次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葡萄牙國家古代藝術博物館、東方博物館、阿儒達圖書館等機構合作，透過多元展品，呈現16至19世紀中葡貿易往來、清代宮廷與葡萄牙王室的互動，以及澳門作為中轉樞紐的關鍵角色。

2025年適逢中葡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20周年，盧大成說：「藉此重要契機，澳門文化局與故宮博物院合辦此展，希望回顧中葡歷史交往，突出澳門獨特的橋樑作用，讓市民更深入認識澳門的歷史與文化價值。」

澳門藝術博物館 策展人 盧大成：「『海通』體現中葡交往一切從海上開始——葡萄牙在大航海時代經馬六甲抵達中國，通過海上貿易與澳門建立聯繫；『鏡鑒』一方面源自澳門古稱『濠鏡』（或『蠔鏡』），另一方面比喻澳門如一面鏡子，讓中葡文化在澳門碰撞交融，從而互相借鑑。」

考古發現 見證澳門早期全球化角色

是次展覽，展品豐富多樣，盧大成特別提到澳門的考古發現：「過去二十多年，在營地大街和新馬路一帶（舊稱『北灣』）出土大量明代景德鎮青花瓷片標本，多與外銷至葡萄牙的瓷器有關。」

「明代景德鎮青花瓷由於深受歐洲人喜愛，由澳門出口，途經東南亞、印度、非洲，抵達葡萄牙，再轉銷歐洲各地。」他強調，不僅在航線沿途地區發現同類青花瓷片出土，部份青花瓷更通過馬尼拉大帆船貿易，銷往美洲墨西哥等地，足以證明澳門早在明代已是全球轉運港，也是商品全球化早期的重要港口。

印證明代中後期 官窯管理鬆懈史實

經過持續溯源及比對後發現，澳門出土瓷片標本中有部份與明代嘉靖及萬曆時期的宮廷用官窯瓷器高度吻合。他解釋：「明代在景德鎮設御窯廠，製作專供宮廷使用的御用瓷器，並設有嚴格的管理制度，落選品必須打碎就地掩埋，絕不允許外流。歷史上記載，自嘉靖以後，因明朝中後期國力逐漸衰弱，御窯廠管理亦開始出現鬆懈。在澳門北灣發現嘉靖、萬曆朝的官窯瓷器標本，正好印證了史書記載――當時可能已有官窯瓷器流散民間的史實。」

融入澳門歷史脈絡 講述海通故事

「海通鏡鑒」的展品除故宮博物院珍藏外，亦有許多來自葡萄牙多家文博機構。盧大成分享，前期策劃歷時較長：「我們首先與故宮共同確立展覽架構、主題與內容，整合故宮及澳門藝術博物館相關藏品；其後再根據故宮專家赴葡萄牙考察所得資料，選取符合敘事脈絡的藏品，並向相關機構申請借展。對方非常樂意配合，整個過程順利。」

是次展覽由故宮博物院提供珍貴的宮廷文物，葡萄牙各博物館貢獻獨特的歐洲視角藏品，而澳門文化局則致力將本地歷史脈絡融入敘事，期望觀眾感受到東西方文明交融的深遠魅力，共同見證澳門在這段歷史中的獨特貢獻。

豐富活動 深化中葡交往理解

「本次展覽的特別之處，在於能從故宮藏品中窺見中葡皇室間的密切交往，透過展出彼此互贈的禮物，觀察雙向影響的痕跡。」盧大成指向展廳牆上乾隆皇帝回贈葡萄牙國王的《乾隆皇帝致葡萄牙國王的敕諭和禮品清單》副本（正本藏於葡萄牙阿儒達圖書館），清單上同時出現中文、滿文及葡萄牙文，留下鮮活的歷史痕跡和文明交往的證據。他強調：「無論文化、科技或藝術，東西方之間的交往都會相互影響而共融，展品『畫琺瑯八棱開光山水花鳥圖提梁壺』的設計正是中西文化碰撞共融的最佳體現。」

為讓觀眾深入瞭解文物背後的故事，澳門藝術博物館於展覽期間舉辦多項延伸活動，包括公眾導賞、專家專題講座，以及「廣彩體驗工作坊」與「青少年版畫工作坊」，讓市民親手創作，傳承傳統工藝之美。

盧大成說：「展覽設計以一般市民為主要受眾，希望大家能直觀感受到展品的價值和意義；同時為專業觀眾準備專題講座，提供更深入的解讀。展廳內設有輔助圖解、語音導賞及多媒體教育區，讓觀眾體驗當年貿易航線，瞭解澳門哪些地點曾是貿易港口、哪些地方曾出土瓷片標本等。」

他期望以此展覽為起點，讓市民認識中葡交往歷史，進一步深化對澳門作為中西文化橋樑的理解。

北灣瓷片 見證中葡文化在澳門的交匯

澳門出土的瓷片，是16至17世紀全球貿易與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實物見證。當時，澳門作為葡萄牙在遠東的貿易據點，大量中國瓷器經北灣港口運往世界各地，成為海上絲綢之路上流傳最持久的文明載體。

這些瓷片原是運輸途中破損而被丟棄的殘片，如今成為重構歷史的關鍵材料。它們不僅印證了澳門曾是中西貿易的核心樞紐，也反映出中國瓷器的海外影響力。在明代海禁政策的背景下，葡萄牙人通過澳門連接西方市場，從而推動了早期全球化的進程。

北灣瓷片的發現，為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提供了直接證據，展現出中國製造與世界貿易的悠久歷史。通過這些外銷瓷片的遺存，我們可以想見四百多年前澳門商船雲集、文明交匯的盛況，進而理解澳門在中國與世界對話歷程中的獨特地位。

青花海水江崖龍紋大碗標本

明嘉靖

殘高12.3釐米  足徑15釐米

澳門藝術博物館藏

該瓷片外壁飾海水江崖龍紋，內底繪海水雲龍紋。外底殘存款識可辨為「大明嘉靖年製」。其胎體厚重，青花發色鮮豔，五爪龍紋生動有力，配以海水江崖紋，象徵皇權，具有典型官窯特徵。

展覽單元及展品介紹

第一單元：瓷路初開

1498年，葡萄牙航海探險家瓦斯科．達．伽馬開闢歐亞海上新航路後，葡萄牙人逐步東進，並於16世紀中葉在澳門租地居留，從而開啟中歐陶瓷貿易的新紀元。澳門迅速成為全球貿易樞紐，推動以景德鎮及福建漳州為中心的中國外銷瓷產業發展，並形成成熟的來樣定製加工模式，克拉克瓷等產品遂風行歐洲。儘管明末清初戰亂一度衝擊貿易，但康熙時期隨中葡官方關係確立而恢復，澳門持續發揮着東西方貿易網路的關鍵作用。至19世紀末，葡萄牙人佔領澳門實行殖民統治，隨着香港崛起成主要轉口港，澳門的樞紐地位被取代。這段跨越四個世紀的歷程，不僅標誌中國瓷器走向全球化的重要篇章，更深刻塑造了歐亞貿易與文化交流的格局。

青花翼龍紋盤

明嘉靖

高4.4釐米  口徑22.8釐米

葡萄牙國家古代藝術博物館藏

瓷盤是16世紀初起運輸到葡萄牙最常見的中國外銷瓷之一。此盤薄胎白釉，青花裝飾，弧腹窄沿微撇。盤心雙圈內繪翼龍逐火珠紋，口沿飾有纏枝蓮花間四葉紋帶，外壁六組雲馬紋開光分隔以三尾雲紋，外沿邊五組折枝花卉間吉祥圖案。盤底印有雙行六字「大明宣德年製」款。

青花開光花鳥紋盤

明萬曆

高7釐米  口徑35.3釐米  足徑19.3釐米

故宮博物院藏

盤呈菱花式，斜折沿，弧腹折腰，平底，圈足。口部變形明顯。內、外壁青花裝飾。學界一般稱此類開光的瓷器為「克拉克瓷」，是明代晚期主要的外銷瓷品種。然而，包括故宮博物院南大庫遺址在內的多處國內遺址也相繼出土有克拉克瓷，說明此類瓷器也在明代國內市場流通。

第二單元：瓷上交融

在漫長的海上貿易交往中，中西製瓷業的互動深刻豐富了陶瓷的文化內涵。葡萄牙本有虹彩釉陶等傳統，自17世紀起，其錫釉白陶明顯受中國青花瓷影響，陶工廣泛採用藍彩，模仿克拉克瓷的山水、花鳥等東方紋樣，將中國元素融入本土審美。18世紀後，青花瓷的藍白配色更廣泛應用於葡萄牙瓷磚畫及建築陶瓷。與此同時，中國製瓷業亦積極創新以適應歐洲市場需求。17至19世紀，歐洲定製瓷器達到高峰，中國工匠在紋飾與造型中融入對西方的想像。18世紀創燒的廣彩瓷器，正是在景德鎮素瓷坯上結合廣州彩繪工藝、專為外銷而發展的品類，開創了產地以外批量加彩的新貿易模式，充分體現中西文化交融共輝的生動特色。

青花「科斯達」家族紋章瓷盆

清康熙，約1690-1710年

高6.3釐米  口徑42釐米

葡萄牙東方博物館／東方博物館藏

此瓷盆製於1690至1710年間，作為淨禮儀式中的盥洗器具，其造型或仿照歐洲金屬器皿原型，相信是源自葡萄牙。盆的中央繪有葡萄牙科斯達家族的紋章。自16世紀末至20世紀初，這類帶有紋章主題的瓷器開創了獨特市場，陶瓷繪製的造型、紋飾與色彩五花八門，客戶涵蓋帝王、貴族、神職要員、修道會，以及渴望提升社會地位的富商。當時幾乎所有歐洲貴族宅邸都收藏有中國紋章瓷，深受精英階層青睞。

廣彩澳門總督衙門紋章

開光人物花鳥圖潘趣碗

清光緒

高17.2釐米  口徑41釐米 

底款：「澳門總督衙門」

澳門藝術博物館藏

19世紀中後期，澳門總督府曾向廣州訂製多批飾有葡萄牙徽號的廣彩紋章瓷器，作為日常使用及陳設裝飾用器。此件潘趣碗構圖緊湊豐滿、裝飾色彩華麗，是19世紀以來廣彩瓷器的典型風格。

第三單元：宮廷對話

清康熙時期，中葡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乾隆朝以前，葡萄牙曾五次遣使中國，所贈禮品涵蓋武器、生活用品及工藝品；清廷則秉持「厚往薄來」原則，回贈瓷器、絲綢、茶葉等中國名產。這些禮品成為兩國政治、文化與經濟交流的物質見證。在此過程中，葡萄牙傳教士扮演關鍵角色。自16世紀末至18世紀，來華且長期傳教的葡萄牙耶穌會士超過60人，其中安文思、徐日昇、高慎思等人任職清宮，在曆法、機械、製圖、音樂等領域貢獻卓著，有力促進中葡關係深化。

萬國來朝圖軸

絹本設色 清乾隆

縱365釐米  橫219.5釐米

故宮博物院藏

將節日慶典與政治威權融合一處的表現手法，是清代宮廷紀實繪畫的典型特徵。畫作將西方使團納入傳統朝貢體系，雖存在地理認知偏差，卻反映出中國對遠洋來客的禮儀化接納。歐洲人物形象雖經藝術加工，但其服飾紋樣、貢品細節仍保留異域特色，成為研究18世紀中外物質文化交流的視覺檔案。

畫琺瑯八棱開光山水花鳥圖提梁壺

清乾隆

通高37.5釐米  壺高27.5釐米  壺口徑9.6釐米　

壺腹徑17.1釐米  壺

最寬21釐米  壺足徑14.2釐米 　

小爐高6釐米  小爐口徑7.3釐米  小爐足徑7.2釐米　

架高10.5釐米  架最寬20.8釐米

故宮博物院藏

提梁壺的製作集中了金屬、琺瑯、料器等加工製作工藝。其造型倣西洋式樣，紋飾則是中國傳統的山水花鳥圖，用筆工致，應是出自清宮造辦處內名家手筆。此壺是一件融合東、西方文化為一體的畫琺瑯精品。

文：鄭美盈 圖：宋楚珊 故宮博物院 葡萄牙東方基金會 澳門藝術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