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至19世紀，中國瓷器經海上絲綢之路遠播亞洲及歐洲，其中清代宮廷與葡萄牙王室的交往尤為緊密，雙方透過互贈禮品，創造出類型多樣、技藝精湛的物質遺存，蘊含中西科學與文化交融的獨特創造。此次「海通鏡鑒――16-19世紀中葡文化交流展」實現故宮博物院、澳門及葡萄牙三地機構合展，向觀眾呈現這段中葡交往的精彩歷史，同時凸顯澳門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橋樑的獨特角色。

三地合展意義深遠

從融合西洋技法的琺瑯彩器，到澳門出土的明代外銷瓷器，每件展品皆生動展現文明相遇的痕跡，引領觀眾探尋隱藏於紋飾、色彩、造型與用途中的對話，感受東西方互動融合中綻放的文化生命力。「『海通鏡鑒』寓意海上新航線的開闢，構架起中葡兩國交往的橋樑，澳門作為東西方文化交匯的窗口，映照着不同文明在此交流融合。」故宮博物院副研究館員張涵介紹道，她就職於器物部陶瓷組，主要從事陶瓷藏品的保管、展覽與研究工作。

「此次展覽的合作意向早在2023年11月就已初步達成。當時，故宮博物院領導在故宮博物院接待了葡萄牙東方基金會主席孟智豪一行3人。孟智豪先生表示，希望故宮博物院專家赴葡萄牙東方博物館瞭解其館內藏品特點，為雙方進一步合作夯實基礎。對此，故宮博物院院領導表示認同，並建議以澳門藝術博物館為媒介，實現三地合展，這也為故宮博物院與澳門藝術博物館長期穩定的展覽合作形式注入了新的活力。」

張涵續指，是次展覽臻選了177件／套來自故宮博物院、中國澳門地區以及葡萄牙文博機構的藏品，聚焦中葡陶瓷貿易和宮廷交往兩大主線。「在中葡陶瓷方面，來自三方機構的同時期、同類型、同紋飾展品作對比展示，通過實物展現中葡陶瓷貿易在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以及澳門作為全球貿易中心的獨特地位。」她說，展覽還特別挑選了葡萄牙本土生產的陶器，通過與中國克拉克瓷器的對比展示，凸顯了中國陶瓷對當地製瓷業的影響。

藏品內的交流印記

展覽分為「瓷路初開」、「瓷上交融」、「宮廷對話」三個單元，講述中葡海上陶瓷貿易和中葡宮廷交往內容。第一單元「瓷路初開」，透過對比性地展示三方文博機構的陶瓷藏品，展現從中葡貿易初期到澳門開埠以後，中國陶瓷遠渡重洋，經由澳門傳輸至世界各地的交流歷史。第二單元「瓷上交融」，旨在強調中葡陶瓷貿易的繁盛促進了中國與葡萄牙，以及與歐洲製瓷業的互動交流，從中不僅能夠看到深受中國青花瓷藍白配色與克拉克風格影響下生產的葡萄牙錫釉白陶產品，還能看到融匯中西方文化特色的外銷瓷器。第三單元「宮廷對話」，通過清宮舊藏文物，呈現中葡宮廷在文化、藝術、軍事等多個方面持續而廣泛的互動。

「那些融合中西技藝的藝術品，見證了歐洲的科學技術、文化思想、藝術理念傳入中國，經過學習、改進與創造，再次熠熠生輝的發展歷程。希望觀眾通過展覽能夠體會到中葡兩國的交流不僅是商品的流通，更是中西方技藝、文化、思想的深度交融。」張涵分享，在這部份上，展覽依託歷史檔案文獻和葡萄牙阿儒達圖書館的珍貴史料，從故宮博物院藏品中選取同類型的器物，務求呈現中葡宮廷外交禮品的多樣性。

「大黃卷軸」乾隆皇帝致葡萄牙國王的敕諭和禮品清單（複製品）

清乾隆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公元1753年5月29日）

中國墨，塗油紙裱於黃色絲綢上，文字分欄，彩色龍紋絲綢邊框

中文、滿文、葡萄牙文

縱372釐米  橫84釐米

葡萄牙阿儒達圖書館

她說：「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時期，葡萄牙國王曾5次派遣使團來到北京，遣使的目的都是圍繞貿易或宗教問題展開。在外交活動中，禮品的互贈是一項重要內容，清代官方文獻中記載了中葡禮品的種類和數量。」展場牆上展示了一張漢、滿、葡三語對照的《乾隆皇帝致葡萄牙國王的敕諭和禮品清單》複本，張涵介紹，該文物正本收藏於葡萄牙阿儒達圖書館中，從清單可見清廷回贈的禮品不僅涵蓋陶瓷、漆器、織繡、玉石器等體現中國文化特性和工藝成就的器物，還包括茶葉、紙、墨、香袋等日常生活用品。

「回贈給葡萄牙的禮品種類與數量，較同時期其他域外國家更為優厚。」她舉例，清廷贈送給葡萄牙國王的普洱茶就多達80團，成為乾隆朝贈送普洱茶團最多的國家。「從這5次雙方外交禮品的種類與數量來看，清朝回贈的禮品遠超葡萄牙使團帶入宮廷的，說明當時清朝統治者深受傳統朝貢意識影響，對葡萄牙實行『懷柔遠人』、『厚往薄來』的外交政策。」

根據歷史檔案記載的禮品名稱，故宮博物院從藏品中選取密切相關文物展出。例如，雍正五年葡萄牙國王曾贈送給皇帝「長劍一柄」，對應展品中的「銅柄木鞘西洋劍」就是西洋風格，且未經過內務府造辦處改裝。

銅柄木鞘西洋劍

清

通長96釐米

故宮博物院藏

劍鋼製，雙刃，筆直細長，底部鏨刻花草紋飾。劍柄銅鍍金質，刻螺旋紋便於持握。劍鞘木質，包裹花葉織錦，兩端以銅鍍金鏨花草及波鱗紋裝飾。清代皇帝常根據自己的喜好將西洋刀劍進行改造，保留刃身，更換刀劍柄部，並重新配鞘。此劍得以原貌保存至宮中，可能是因為符合皇帝的審美標準，亦或劍身細長不適合搭配中式劍柄。

禮品中另有「各色琺瑯料十四塊」的記錄。琺瑯技術源於歐洲，早年琺瑯料依賴進口，直至雍正六年（1728年）國產琺瑯料研製成功。她指，「我們知道，清康熙時期，清宮造辦處設立了『琺瑯作』，成功燒製出瓷胎琺瑯彩，這記錄便可作為進口琺瑯料進入宮廷的印證。對應展品康熙朝『胭脂紫地琺瑯彩折枝蓮紋瓶』，從實物角度證明了宮廷使用進口琺瑯料生產琺瑯彩的歷史，是早期中國陶瓷工藝與西方琺瑯技術結合的實證。」

張涵順着介紹下一個展品「琺瑯彩仕女圖長方蓋盒」，盒上利用琺瑯彩工藝描繪身穿中式服裝的西方人物，採用仿西洋油畫效果的光影畫法――透視法來描繪中國傳統主題圖案，是另一典型的中西文化雙向交流的範例。

胭脂紫地琺瑯彩折枝蓮紋瓶

清康熙

高12.2釐米  口徑4.4釐米  足徑5.4釐米

故宮博物院藏

瓶撇口，直徑，圓鼓腹，平底。內壁施白釉，外壁通體以胭脂紫地琺瑯彩裝飾。頸部以黃料彩繪變形蟬紋和三角紋，腹部以藍、白、黃三色繪西番蓮，間飾綠葉。外底刻「康熙御製」四字楷書款。

中葡互動延續至今

張涵認為，此次中葡合作展覽選擇在澳門舉辦，別具歷史意義。「自十五世紀以來，澳門就是西方傳教士登陸中國，並向內地發展的重要樞紐，是西方瞭解中國的窗口，隨着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澳門成為中西文化交融互鑒的中心點，歐洲的天文、曆法、繪畫、藝術等知識技藝也在同一時期通過澳門傳入中國內地。」她期望展覽不僅呈現中葡交往，更讓大眾重視葡萄牙開通的東方新航線所連接的中國與歐洲直接交流意義。

「展覽中可見中國陶瓷因歐洲市場需求而適應性創新，尾聲部份亦展現清宮藝術品的中西技術與藝術融合。因此，研究中葡文化交往應開闊視野，關注其開啟的中國與西方交流的重要意義。」張涵期盼：「作為中西文化交流先行者，葡萄牙與中國交往歷史由來已久，未來希望三方文博機構持續交流，深化對中葡關係史、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等問題的探討，我們期待將來有更多、更廣泛的合作機會。」

琺瑯彩仕女圖長方蓋盒

清乾隆

高3.7釐米  口徑6.8x5.7釐米  足徑5.8×4.3釐米

故宮博物院藏

盒為長方形，附蓋，呈子母扣合式。通體以琺瑯彩裝飾。蓋面繪一古裝仕女於書桌旁教子讀書，畫面外斜面與近底部斜面分別在黃地上繪藍、綠色夔龍紋一周，側立面上下扣合處繪纏枝花卉紋。外底以藍料彩書「乾隆年製」四字楷書款。

文：鄭美盈 圖：宋楚珊 故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