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至19世纪，中国瓷器经海上丝绸之路远播亚洲及欧洲，其中清代宫廷与葡萄牙王室的交往尤为紧密，双方透过互赠礼品，创造出类型多样、技艺精湛的物质遗存，蕴含中西科学与文化交融的独特创造。此次「海通镜鉴――16-19世纪中葡文化交流展」实现故宫博物院、澳门及葡萄牙三地机构合展，向观众呈现这段中葡交往的精彩历史，同时凸显澳门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桥梁的独特角色。

三地合展意义深远

从融合西洋技法的珐琅彩器，到澳门出土的明代外销瓷器，每件展品皆生动展现文明相遇的痕迹，引领观众探寻隐藏于纹饰、色彩、造型与用途中的对话，感受东西方互动融合中绽放的文化生命力。「『海通镜鉴』寓意海上新航线的开辟，构架起中葡两国交往的桥梁，澳门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窗口，映照着不同文明在此交流融合。」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张涵介绍道，她就职于器物部陶瓷组，主要从事陶瓷藏品的保管、展览与研究工作。

「此次展览的合作意向早在2023年11月就已初步达成。当时，故宫博物院领导在故宫博物院接待了葡萄牙东方基金会主席孟智豪一行3人。孟智豪先生表示，希望故宫博物院专家赴葡萄牙东方博物馆瞭解其馆内藏品特点，为双方进一步合作夯实基础。对此，故宫博物院院领导表示认同，并建议以澳门艺术博物馆为媒介，实现三地合展，这也为故宫博物院与澳门艺术博物馆长期稳定的展览合作形式注入了新的活力。」

张涵续指，是次展览臻选了177件／套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国澳门地区以及葡萄牙文博机构的藏品，聚焦中葡陶瓷贸易和宫廷交往两大主线。「在中葡陶瓷方面，来自三方机构的同时期、同类型、同纹饰展品作对比展示，通过实物展现中葡陶瓷贸易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以及澳门作为全球贸易中心的独特地位。」她说，展览还特别挑选了葡萄牙本土生产的陶器，通过与中国克拉克瓷器的对比展示，凸显了中国陶瓷对当地制瓷业的影响。

藏品内的交流印记

展览分为「瓷路初开」、「瓷上交融」、「宫廷对话」三个单元，讲述中葡海上陶瓷贸易和中葡宫廷交往内容。第一单元「瓷路初开」，透过对比性地展示三方文博机构的陶瓷藏品，展现从中葡贸易初期到澳门开埠以后，中国陶瓷远渡重洋，经由澳门传输至世界各地的交流历史。第二单元「瓷上交融」，旨在强调中葡陶瓷贸易的繁盛促进了中国与葡萄牙，以及与欧洲制瓷业的互动交流，从中不仅能够看到深受中国青花瓷蓝白配色与克拉克风格影响下生产的葡萄牙锡釉白陶产品，还能看到融汇中西方文化特色的外销瓷器。第三单元「宫廷对话」，通过清宫旧藏文物，呈现中葡宫廷在文化、艺术、军事等多个方面持续而广泛的互动。

「那些融合中西技艺的艺术品，见证了欧洲的科学技术、文化思想、艺术理念传入中国，经过学习、改进与创造，再次熠熠生辉的发展历程。希望观众通过展览能够体会到中葡两国的交流不仅是商品的流通，更是中西方技艺、文化、思想的深度交融。」张涵分享，在这部份上，展览依托历史檔案文献和葡萄牙阿儒达图书馆的珍贵史料，从故宫博物院藏品中选取同类型的器物，务求呈现中葡宫廷外交礼品的多样性。

「大黄卷轴」干隆皇帝致葡萄牙国王的敕谕和礼品清单（复制品）

清干隆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公元1753年5月29日）

中国墨，涂油纸裱于黄色丝绸上，文字分栏，彩色龙纹丝绸边框

中文、满文、葡萄牙文

纵372厘米  横84厘米

葡萄牙阿儒达图书馆

她说：「清代康熙、雍正、干隆时期，葡萄牙国王曾5次派遣使团来到北京，遣使的目的都是围绕贸易或宗教问题展开。在外交活动中，礼品的互赠是一项重要内容，清代官方文献中记载了中葡礼品的种类和数量。」展场墙上展示了一张汉、满、葡三语对照的《干隆皇帝致葡萄牙国王的敕谕和礼品清单》复本，张涵介绍，该文物正本收藏于葡萄牙阿儒达图书馆中，从清单可见清廷回赠的礼品不仅涵盖陶瓷、漆器、织绣、玉石器等体现中国文化特性和工艺成就的器物，还包括茶叶、纸、墨、香袋等日常生活用品。

「回赠给葡萄牙的礼品种类与数量，较同时期其他域外国家更为优厚。」她举例，清廷赠送给葡萄牙国王的普洱茶就多达80团，成为干隆朝赠送普洱茶团最多的国家。「从这5次双方外交礼品的种类与数量来看，清朝回赠的礼品远超葡萄牙使团带入宫廷的，说明当时清朝统治者深受传统朝贡意识影响，对葡萄牙实行『怀柔远人』、『厚往薄来』的外交政策。」

根据历史檔案记载的礼品名称，故宫博物院从藏品中选取密切相关文物展出。例如，雍正五年葡萄牙国王曾赠送给皇帝「长剑一柄」，对应展品中的「铜柄木鞘西洋剑」就是西洋风格，且未经过内务府造办处改装。

铜柄木鞘西洋剑

清

通长96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剑钢制，双刃，笔直细长，底部錾刻花草纹饰。剑柄铜镀金质，刻螺旋纹便于持握。剑鞘木质，包裹花叶织锦，两端以铜镀金錾花草及波鳞纹装饰。清代皇帝常根据自己的喜好将西洋刀剑进行改造，保留刃身，更换刀剑柄部，并重新配鞘。此剑得以原貌保存至宫中，可能是因为符合皇帝的审美标准，亦或剑身细长不适合搭配中式剑柄。

礼品中另有「各色珐琅料十四块」的记录。珐琅技术源于欧洲，早年珐琅料依赖进口，直至雍正六年（1728年）国产珐琅料研制成功。她指，「我们知道，清康熙时期，清宫造办处设立了『珐琅作』，成功烧制出瓷胎珐琅彩，这记录便可作为进口珐琅料进入宫廷的印证。对应展品康熙朝『胭脂紫地珐琅彩折枝莲纹瓶』，从实物角度证明了宫廷使用进口珐琅料生产珐琅彩的历史，是早期中国陶瓷工艺与西方珐琅技术结合的实证。」

张涵顺着介绍下一个展品「珐琅彩仕女图长方盖盒」，盒上利用珐琅彩工艺描绘身穿中式服装的西方人物，采用仿西洋油画效果的光影画法――透视法来描绘中国传统主题图案，是另一典型的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范例。

胭脂紫地珐琅彩折枝莲纹瓶

清康熙

高12.2厘米  口径4.4厘米  足径5.4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瓶撇口，直径，圆鼓腹，平底。内壁施白釉，外壁通体以胭脂紫地珐琅彩装饰。颈部以黄料彩绘变形蝉纹和三角纹，腹部以蓝、白、黄三色绘西番莲，间饰绿叶。外底刻「康熙御制」四字楷书款。

中葡互动延续至今

张涵认为，此次中葡合作展览选择在澳门举办，别具历史意义。「自十五世纪以来，澳门就是西方传教士登陆中国，并向内地发展的重要枢纽，是西方瞭解中国的窗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澳门成为中西文化交融互鉴的中心点，欧洲的天文、历法、绘画、艺术等知识技艺也在同一时期通过澳门传入中国内地。」她期望展览不仅呈现中葡交往，更让大众重视葡萄牙开通的东方新航线所连接的中国与欧洲直接交流意义。

「展览中可见中国陶瓷因欧洲市场需求而适应性创新，尾声部份亦展现清宫艺术品的中西技术与艺术融合。因此，研究中葡文化交往应开阔视野，关注其开启的中国与西方交流的重要意义。」张涵期盼：「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先行者，葡萄牙与中国交往历史由来已久，未来希望三方文博机构持续交流，深化对中葡关系史、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等问题的探讨，我们期待将来有更多、更广泛的合作机会。」

珐琅彩仕女图长方盖盒

清干隆

高3.7厘米  口径6.8x5.7厘米  足径5.8×4.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盒为长方形，附盖，呈子母扣合式。通体以珐琅彩装饰。盖面绘一古装仕女于书桌旁教子读书，画面外斜面与近底部斜面分别在黄地上绘蓝、绿色夔龙纹一周，侧立面上下扣合处绘缠枝花卉纹。外底以蓝料彩书「干隆年制」四字楷书款。

文：郑美盈 图：宋楚珊 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