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澳门艺术博物馆四楼展厅，色彩鲜艳的珐琅彩与广彩瓷器率先映入眼帘，旁边是淡雅经典的青花瓷。细看之下，这些瓷器有别于传统中式风格：有些绘有西方画作，有些更刻有中葡文并存的铭文，悄然诉说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海通镜鉴――16–19世纪中葡文化交流展」（下称「海通镜鉴」）由故宫博物院、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与葡萄牙多家文博机构联合主办，以澳门这座历史上的「海洋中转站」为交汇点，透过瓷器为载体，向观众展开一场跨越数百年的东西方文明对话。

突破以往合展模式

澳门艺术博物馆策展人卢大成表示，此次展品极为珍贵，共177件／套，包括干隆皇帝亲自监制的画珐琅精品提梁壶、澳门出土的外销瓷片标本，以及中葡两地生产与传世的陶瓷器。「中葡珍品聚首一堂，成就了今年的故宫大展。」

自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以来，澳门艺术博物馆每年均与故宫博物院合办「故宫大展」，以往多以故宫博物院藏品为主。此次则突破惯例，首次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葡萄牙国家古代艺术博物馆、东方博物馆、阿儒达图书馆等机构合作，透过多元展品，呈现16至19世纪中葡贸易往来、清代宫廷与葡萄牙王室的互动，以及澳门作为中转枢纽的关键角色。

2025年适逢中葡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卢大成说：「藉此重要契机，澳门文化局与故宫博物院合办此展，希望回顾中葡历史交往，突出澳门独特的桥梁作用，让市民更深入认识澳门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澳门艺术博物馆 策展人 卢大成：「『海通』体现中葡交往一切从海上开始——葡萄牙在大航海时代经马六甲抵达中国，通过海上贸易与澳门建立联系；『镜鉴』一方面源自澳门古称『濠镜』（或『蚝镜』），另一方面比喻澳门如一面镜子，让中葡文化在澳门碰撞交融，从而互相借鉴。」

考古发现 见证澳门早期全球化角色

是次展览，展品丰富多样，卢大成特别提到澳门的考古发现：「过去二十多年，在营地大街和新马路一带（旧称『北湾』）出土大量明代景德镇青花瓷片标本，多与外销至葡萄牙的瓷器有关。」

「明代景德镇青花瓷由于深受欧洲人喜爱，由澳门出口，途经东南亚、印度、非洲，抵达葡萄牙，再转销欧洲各地。」他强调，不仅在航线沿途地区发现同类青花瓷片出土，部份青花瓷更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贸易，销往美洲墨西哥等地，足以证明澳门早在明代已是全球转运港，也是商品全球化早期的重要港口。

印证明代中后期 官窑管理松懈史实

经过持续溯源及比对后发现，澳门出土瓷片标本中有部份与明代嘉靖及万历时期的宫廷用官窑瓷器高度吻合。他解释：「明代在景德镇设御窑厂，制作专供宫廷使用的御用瓷器，并设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落选品必须打碎就地掩埋，绝不允许外流。历史上记载，自嘉靖以后，因明朝中后期国力逐渐衰弱，御窑厂管理亦开始出现松懈。在澳门北湾发现嘉靖、万历朝的官窑瓷器标本，正好印证了史书记载――当时可能已有官窑瓷器流散民间的史实。」

融入澳门历史脉络 讲述海通故事

「海通镜鉴」的展品除故宫博物院珍藏外，亦有许多来自葡萄牙多家文博机构。卢大成分享，前期策划历时较长：「我们首先与故宫共同确立展览架构、主题与内容，整合故宫及澳门艺术博物馆相关藏品；其后再根据故宫专家赴葡萄牙考察所得资料，选取符合叙事脉络的藏品，并向相关机构申请借展。对方非常乐意配合，整个过程顺利。」

是次展览由故宫博物院提供珍贵的宫廷文物，葡萄牙各博物馆贡献独特的欧洲视角藏品，而澳门文化局则致力将本地历史脉络融入叙事，期望观众感受到东西方文明交融的深远魅力，共同见证澳门在这段历史中的独特贡献。

丰富活动 深化中葡交往理解

「本次展览的特别之处，在于能从故宫藏品中窥见中葡皇室间的密切交往，透过展出彼此互赠的礼物，观察双向影响的痕迹。」卢大成指向展厅墙上干隆皇帝回赠葡萄牙国王的《干隆皇帝致葡萄牙国王的敕谕和礼品清单》副本（正本藏于葡萄牙阿儒达图书馆），清单上同时出现中文、满文及葡萄牙文，留下鲜活的历史痕迹和文明交往的证据。他强调：「无论文化、科技或艺术，东西方之间的交往都会相互影响而共融，展品『画珐琅八棱开光山水花鸟图提梁壶』的设计正是中西文化碰撞共融的最佳体现。」

为让观众深入瞭解文物背后的故事，澳门艺术博物馆于展览期间举办多项延伸活动，包括公众导赏、专家专题讲座，以及「广彩体验工作坊」与「青少年版画工作坊」，让市民亲手创作，传承传统工艺之美。

卢大成说：「展览设计以一般市民为主要受众，希望大家能直观感受到展品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为专业观众准备专题讲座，提供更深入的解读。展厅内设有辅助图解、语音导赏及多媒体教育区，让观众体验当年贸易航线，瞭解澳门哪些地点曾是贸易港口、哪些地方曾出土瓷片标本等。」

他期望以此展览为起点，让市民认识中葡交往历史，进一步深化对澳门作为中西文化桥梁的理解。

北湾瓷片 见证中葡文化在澳门的交汇

澳门出土的瓷片，是16至17世纪全球贸易与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见证。当时，澳门作为葡萄牙在远东的贸易据点，大量中国瓷器经北湾港口运往世界各地，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流传最持久的文明载体。

这些瓷片原是运输途中破损而被丢弃的残片，如今成为重构历史的关键材料。它们不仅印证了澳门曾是中西贸易的核心枢纽，也反映出中国瓷器的海外影响力。在明代海禁政策的背景下，葡萄牙人通过澳门连接西方市场，从而推动了早期全球化的进程。

北湾瓷片的发现，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直接证据，展现出中国制造与世界贸易的悠久历史。通过这些外销瓷片的遗存，我们可以想见四百多年前澳门商船云集、文明交汇的盛况，进而理解澳门在中国与世界对话历程中的独特地位。

青花海水江崖龙纹大碗标本

明嘉靖

残高12.3厘米  足径15厘米

澳门艺术博物馆藏

该瓷片外壁饰海水江崖龙纹，内底绘海水云龙纹。外底残存款识可辨为「大明嘉靖年制」。其胎体厚重，青花发色鲜艳，五爪龙纹生动有力，配以海水江崖纹，象征皇权，具有典型官窑特征。

展览单元及展品介绍

第一单元：瓷路初开

1498年，葡萄牙航海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开辟欧亚海上新航路后，葡萄牙人逐步东进，并于16世纪中叶在澳门租地居留，从而开启中欧陶瓷贸易的新纪元。澳门迅速成为全球贸易枢纽，推动以景德镇及福建漳州为中心的中国外销瓷产业发展，并形成成熟的来样定制加工模式，克拉克瓷等产品遂风行欧洲。尽管明末清初战乱一度冲击贸易，但康熙时期随中葡官方关系确立而恢复，澳门持续发挥着东西方贸易网路的关键作用。至19世纪末，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实行殖民统治，随着香港崛起成主要转口港，澳门的枢纽地位被取代。这段跨越四个世纪的历程，不仅标志中国瓷器走向全球化的重要篇章，更深刻塑造了欧亚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格局。

青花翼龙纹盘

明嘉靖

高4.4厘米  口径22.8厘米

葡萄牙国家古代艺术博物馆藏

瓷盘是16世纪初起运输到葡萄牙最常见的中国外销瓷之一。此盘薄胎白釉，青花装饰，弧腹窄沿微撇。盘心双圈内绘翼龙逐火珠纹，口沿饰有缠枝莲花间四叶纹带，外壁六组云马纹开光分隔以三尾云纹，外沿边五组折枝花卉间吉祥图案。盘底印有双行六字「大明宣德年制」款。

青花开光花鸟纹盘

明万历

高7厘米  口径35.3厘米  足径19.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盘呈菱花式，斜折沿，弧腹折腰，平底，圈足。口部变形明显。内、外壁青花装饰。学界一般称此类开光的瓷器为「克拉克瓷」，是明代晚期主要的外销瓷品种。然而，包括故宫博物院南大库遗址在内的多处国内遗址也相继出土有克拉克瓷，说明此类瓷器也在明代国内市场流通。

第二单元：瓷上交融

在漫长的海上贸易交往中，中西制瓷业的互动深刻丰富了陶瓷的文化内涵。葡萄牙本有虹彩釉陶等传统，自17世纪起，其锡釉白陶明显受中国青花瓷影响，陶工广泛采用蓝彩，模仿克拉克瓷的山水、花鸟等东方纹样，将中国元素融入本土审美。18世纪后，青花瓷的蓝白配色更广泛应用于葡萄牙瓷砖画及建筑陶瓷。与此同时，中国制瓷业亦积极创新以适应欧洲市场需求。17至19世纪，欧洲定制瓷器达到高峰，中国工匠在纹饰与造型中融入对西方的想像。18世纪创烧的广彩瓷器，正是在景德镇素瓷坯上结合广州彩绘工艺、专为外销而发展的品类，开创了产地以外批量加彩的新贸易模式，充分体现中西文化交融共辉的生动特色。

青花「科斯达」家族纹章瓷盆

清康熙，约1690-1710年

高6.3厘米  口径42厘米

葡萄牙东方博物馆／东方博物馆藏

此瓷盆制于1690至1710年间，作为净礼仪式中的盥洗器具，其造型或仿照欧洲金属器皿原型，相信是源自葡萄牙。盆的中央绘有葡萄牙科斯达家族的纹章。自16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类带有纹章主题的瓷器开创了独特市场，陶瓷绘制的造型、纹饰与色彩五花八门，客户涵盖帝王、贵族、神职要员、修道会，以及渴望提升社会地位的富商。当时几乎所有欧洲贵族宅邸都收藏有中国纹章瓷，深受精英阶层青睐。

广彩澳门总督衙门纹章

开光人物花鸟图潘趣碗

清光绪

高17.2厘米  口径41厘米 

底款：「澳门总督衙门」

澳门艺术博物馆藏

19世纪中后期，澳门总督府曾向广州订制多批饰有葡萄牙徽号的广彩纹章瓷器，作为日常使用及陈设装饰用器。此件潘趣碗构图紧凑丰满、装饰色彩华丽，是19世纪以来广彩瓷器的典型风格。

第三单元：宫廷对话

清康熙时期，中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干隆朝以前，葡萄牙曾五次遣使中国，所赠礼品涵盖武器、生活用品及工艺品；清廷则秉持「厚往薄来」原则，回赠瓷器、丝绸、茶叶等中国名产。这些礼品成为两国政治、文化与经济交流的物质见证。在此过程中，葡萄牙传教士扮演关键角色。自16世纪末至18世纪，来华且长期传教的葡萄牙耶稣会士超过60人，其中安文思、徐日升、高慎思等人任职清宫，在历法、机械、制图、音乐等领域贡献卓着，有力促进中葡关系深化。

万国来朝图轴

绢本设色 清干隆

纵365厘米  横219.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将节日庆典与政治威权融合一处的表现手法，是清代宫廷纪实绘画的典型特征。画作将西方使团纳入传统朝贡体系，虽存在地理认知偏差，却反映出中国对远洋来客的礼仪化接纳。欧洲人物形象虽经艺术加工，但其服饰纹样、贡品细节仍保留异域特色，成为研究18世纪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视觉檔案。

画珐琅八棱开光山水花鸟图提梁壶

清干隆

通高37.5厘米  壶高27.5厘米  壶口径9.6厘米　

壶腹径17.1厘米  壶

最宽21厘米  壶足径14.2厘米 　

小炉高6厘米  小炉口径7.3厘米  小炉足径7.2厘米　

架高10.5厘米  架最宽20.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提梁壶的制作集中了金属、珐琅、料器等加工制作工艺。其造型仿西洋式样，纹饰则是中国传统的山水花鸟图，用笔工致，应是出自清宫造办处内名家手笔。此壶是一件融合东、西方文化为一体的画珐琅精品。

文：郑美盈 图：宋楚珊 故宫博物院 葡萄牙东方基金会 澳门艺术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