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友友

巴西漢學家、翻譯家、國際儒聯執委、澳門大學人文學院助理教授，長期致力於中國文化典籍翻譯，譯作有《〈論語〉通解》、《〈莊子．內篇〉通解》、《〈道德經〉通解》和《〈吶喊〉演繹-沈氏戲劇化翻譯和文學評析》等。

7年了，我們又和沈友友（Giorgio Sinedino）教授見面了。

時間這東西，對誰都一視同仁，卻又在每個人身上刻下迥異的年輪。

甫獲第十八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的沈友友，鏡片後的眼神依舊銳利如昔，談吐間仍是那樣平靜、溫潤。只是話題，已從昔日的《論語》研讀，走向了更遼闊的中國文化傳播之域。

他時而凝眉蹙額，似在思索更好的答案；時而笑聲爽朗，如靈光閃現時的喜悅……

問：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是中國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獎項，您本人對獲獎有什麼感受？

答：首先這不僅是一份至高的榮光，更是對我多年耕耘的肯定與鼓舞，讓我更有力量和勇氣去追逐更遠大的目標。

而更重要的是，這份小事業的榮光絕非屬於我本人，這份成就的基石，在於與我志同道合的良師益友們。是他們的鼎力支持與無私的幫助，才令我能取得點滴的成績，因此，在我心中，這獎項是我們同心協力結出的碩果。同時，我要感謝所有支持我的讀者，是他們的信任與熱忱，激勵我於挑戰中持續求索。

問：是什麼最初吸引了您，一位來自巴西文化背景的人，投身於翻譯儒、道經典的研究？

答：這二十年，是一個不斷累積的過程。今年是我來到中國的第二十個年頭。最初，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僅是模糊的概念，一份單純的好奇與追求。隨着時間的推移，我逐漸萌生了深入探索的渴望。於是，我從學習中國語言、瞭解中國文化起步，進而追尋中國文化的精粹。

翻譯儒家與道家的經典，是我探索之旅的核心。以《論語》為例，它是研究孔子學說與儒家思想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始文獻。

對我而言，翻譯這些經典，首先是設定了一個學習目標；進而，便產生了向葡語世界讀者介紹中國文化的理想。

問：作為深度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您認為自己扮演着什麼樣的「文化橋樑」角色？

答：這並非刻意為之。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源於我個人對中國文化的濃厚興趣，這與我自身的追求密不可分。若能擔綱「文化橋樑」的角色，自然是莫大的榮幸。

「文化橋樑」的角色分量極重。對我而言，翻譯工作始於口譯，其後才涉足一些相對基礎的中國文化介紹工作。若說具有「文化橋樑」的意味，應當是從我翻譯儒家與道家經典開始的。這些經典是葡語世界瞭解中國文化的重要媒介。時至今日，儒家、道家等經典古籍，依然激發着不同文明間的互學互鑒與交流對話。

至於未來會取得怎樣的成果，我自己也難以預料。在中國文化傳播方面，我希望能做得更多元、更豐富、更立體，並向更廣闊的領域拓展。例如，我近期對魯迅作品的研究，便是一次新的嘗試：我從儒道聖賢經典，延伸探索至清末民初的作品。這不僅豐富了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也為我未來的工作帶來了更大的助益。

問：您認為中國文化中最核心、最獨特、也最值得向世界傳播的「文化密碼」是什麼？

答：我認為中國文化最鮮明的特質之一，是其文明發展的連續性。這種貫穿古今的延續性不僅體現在歷史記載的完整傳承，更烙印在文化基因、哲學思想與社會結構之中，形成與其他古文明截然不同的發展軌跡。

相較於我的國家巴西文化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斷裂張力，或是希臘人對古希臘文明的疏離感，數千年來，無論是王朝更迭的戰亂，還是異域文化的衝擊，中華文明始終維繫其核心認同。這種延續並非簡單的時間保存，一如儒、道思想至今仍影響着中國人的道德認知。

我最近在網絡上看到經AI生成影像的李白、杜甫「復活」於現代場景，竟毫無時代的錯置感，真是令人慨嘆，唐詩宋詞的情感與智慧，依然是當代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一部份，這或許正是文明連續性最生動的說明。

問：您如何看待翻譯在文化傳播中的作用？在翻譯中國經典或當代作品時，最大的難點和最重要的原則是什麼？

答：在文化傳播領域，翻譯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橋樑與媒介角色，促進不同文化間的相互理解與交流。這不僅是語言的轉換過程，更是文化內涵與價值觀的傳遞。以我身為巴西人的觀察為例，漢學研究在葡語世界的基礎相對薄弱，這凸顯了中國文化在該語境下傳播所面臨的挑戰。在此背景下，翻譯工作的重要性更為突出。

進行翻譯工作時，需要關注諸多細節。許多人誤以為翻譯僅是邊閱讀邊轉換文字的過程。事實上，譯者首先必須深入理解原著，探究其語境與真實意涵。

其次，跨文化交流的成功，關鍵在於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維模式、價值觀念、風俗習慣與宗教信仰。翻譯一部著作時，譯者必須「沉浸式」地投入――深入作品本身，體驗其情感，感受其脈動，並探究作者的生平與思想脈絡。

翻譯過程中還存在一個常被忽略的難點：作者意圖與讀者解讀之間的潛在偏差。著作往往涉及政治、經濟、歷史、藝術、習俗、價值觀等複雜文化議題。因此在翻譯中國經典或當代作品時，我們不僅要力求忠於作者的原意，還需要確保譯文能為目標語境（葡語）讀者所理解和接受。這種雙重挑戰――跨越文化鴻溝並在兩種文化語境中建立信任――確實構成了翻譯工作的核心困難。

問：作為漢學家，您有着跨文化「解碼者」和「轉譯者」的寶貴經驗，在向西方受眾解釋中國文化時，您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麼？如何引導他們超越表面的差異，理解中國文化內在邏輯和普世價值？

答：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正如我之前所說的那樣，文學創作的核心挑戰在於，作家在表達觀點、傳遞思想與情感的同時，必須與讀者建立深層聯繫，進而引發共鳴與思考。中國文學作品――無論是承載千年智慧的古代典籍，還是反映社會變遷的近現代著作――其原始讀者群體始終是中國大眾。因此，在進行葡萄牙語翻譯時，單純的文字轉換遠遠不夠，我們更需要為最終的葡萄牙語讀者架設文化理解的橋樑，這正是翻譯過程中面臨的最大難題。

為幫助葡萄牙語讀者深入理解中華文化，我在翻譯過程中會進行大量注釋工作。包括：介紹作者生平及其所處的社會時代背景，分析作品的創作背景、主題思想、人物塑造、語言特色和藝術風格，並闡釋作者試圖傳達的情感與意圖。其目的在於引導葡萄牙語讀者真正進入作品內核，理解作品深層價值，感受中華文化的魅力。相較傳統翻譯，這項工作不僅更具挑戰性，文化傳播意義也更為重大。

讓我以最近出版的《〈吶喊〉演繹–沈氏戲劇化翻譯和文學評析》為例加以說明。《吶喊》的開篇之作《狂人日記》，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它不僅是中國文學史上首部白話文小說，更開創了現代文學批判現實主義的先河。與我先前翻譯的先秦典籍不同，魯迅先生以十四篇短篇小說，揭示了辛亥革命前後中國社會的黑暗與矛盾，批判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又犀利剖析了國民的劣根性。

在將它翻譯為葡萄牙語時，我認為，單純的字面轉換等於讓讀者在文化迷宮中自生自滅。為此，我採用了「交響樂式」的譯寫結構：以導讀為序曲，忠實呈現《吶喊》原文譯本為主旋律，再以述評作為終章。這種「三重奏式」的翻譯策略，既能引導葡萄牙語讀者進入魯迅先生的創作語境，又能通過情節脈絡、人物塑造和意象系統的解析，使讀者領悟作品深層的社會批判價值與現代性啟示意義。

問：您新近著作《〈吶喊〉演繹 – 沈氏戲劇化翻譯和文學評析》，打破傳統翻譯方式，別出心裁地用了戲劇化文學翻譯手法，可否談談這種創作手法的靈感來源和意義？往後是否更多地由古代經典翻譯轉向中國近現代文學翻譯？為什麼？

答：關於魯迅《呐喊》在巴西的早期傳播，有兩點值得深入探討。

首先是歷史語境的局限。上世紀五十年代，巴西雖已有《呐喊》譯本問世，但其誕生於一個特殊的――政治與意識形態高度敏感、交鋒激烈的年代，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作品的廣泛流傳。那時候，魯迅先生常被簡化為某種特定的象徵符號，這是一種誤讀。魯迅先生的文學價值與思想深度，並不是任何單一的政治標籤所能涵蓋。他理應被認為是一位具有普世意義的文學家，而非被狹隘地定義為特定政治立場的代言人。

其次是翻譯策略的缺憾。就當時譯本的文字本身而言，所採用的翻譯方法存在不足。譯本未能充分傳遞出《呐喊》原作所蘊含的深刻文學精髓、藝術獨創力及其崇高的文學地位，使得巴西讀者難以領略到這部傑作真正的文學魅力。

為解決此問題，我嘗試了多種翻譯方法，如先譯為古葡萄牙語再調整為現代葡萄牙語。然而，這種方式過於學術化，使譯本缺乏可讀性與趣味性。

我的目標是讓魯迅先生的《吶喊》真正進入葡萄牙語世界――這部中國文學經典，也必須成為巴西葡萄牙語文學的一部份。為此，我嘗試突破傳統路徑，確立了翻譯的核心定位策略：

一、本土化符號轉換

採用巴西人熟悉的語境進行類比—如將紹興酒舖對應巴西的酒坊；《阿Q正傳》中「阿Q」這一角色，作為長期受壓迫卻愚昧麻木的社會底層象徵，我以巴西東北民眾綽號「Quequéu」來詮釋其形象，實現文化符號的轉換。

二、經典文學語境嫁接

借助如格拉西利亞諾·拉穆斯（Graciliano Ramos, 1892–1953）、若澤．林斯．多．雷戈（José Lins do Rego, 1901-1957）、若熱．亞馬多（Jorge Amado, 1912-2001）等巴西文學巨匠在國民心中的崇高地位，為《呐喊》葡語譯本構建有力的文化切入點。作為巴西現代主義文學的核心人物與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三者以諷刺、幽默、冷峻等多重社會批判和深刻的現實主義筆觸著稱，同時也是推動巴西文學語言革新的關鍵力量。他們的文學精神――對社會不公的審視、對底層人物的關懷以及對文學形式的革新――與魯迅先生形成了跨時空共振。運用這一類比策略，精準傳達原著的精神內核，又能讓巴西讀者借助熟悉的文學參照系，很好地把握了《呐喊》中的人物特質與敘事張力，從而有效地引發共鳴。

經過四年醞釀與撰述，這部融合「戲劇化翻譯」與文學評析的作品終於出版。對我而言，這不僅是一次學術探索的成果，更是個人研究方法論上的重要突破。

研究期間，我親訪北京魯迅博物館，有幸拜訪魯迅先生嫡孫周令飛，他並為新作撰寫了序言。全書厚達600多頁，其中100頁前言系統闡述了研究框架。主體內容涵蓋：魯迅先生的生命軌跡；由魯迅先生誕生至《吶喊》出版時的個人年表及中國與世界歷史的大事件；豐子愷為魯迅小說創作的經典漫畫等。

我的學術研究將持續深耕翻譯理論與實踐，於中國古代經典與近現代文學的長河穿梭。目前正以「三重奏」翻譯模式，着手翻譯《孫子兵法》與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展望未來，郁達夫與郭沫若等的代表作，也在翻譯計劃之中。 

問：作為大學的教授，您認為儒家教育理念（如尊師重道、德性培養優先、終身學習等）有哪些可作為今天借鑒之處？

答：首先，孔子賦予學習以崇高的精神價值，他認為求學的真諦不應是通向官位或文憑的階梯，這種摒棄世俗功利、回歸求知本心的理想境界至為珍貴，在今天仍然有它的啟示意義。

其次，儒家倡導的「尊師重道」傳統，不僅是禮儀規範，更是治學的根基。它要求學子虛懷若谷，謙恭求取學問，這本身就承載着豐厚的人文內涵與處世智慧。

再者，學習是一個永無止境的累積和精進的過程，它既指向個人的持續成長與全面發展，也要求我們回應並適應社會的需求。正因如此，我深信：投入寶貴的時間去讀一本好書，所帶來的精神滋養與認知躍升，並不是一條轉瞬即逝的短視頻所能觸及或替代的。

問：如果請您向一位對中國文化完全陌生的西方朋友推薦一本書、一部電影、一件藝術品或一種體驗，作為理解中國文化的「鑰匙」，您會推薦什麼？為什麼？

答：如果想向世界展現中國文化的豐富內涵，我推薦以下幾個面向的代表：

首先，在書籍方面，我推薦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的經典著作《中國的世界》（Le Monde Chinois，又譯作《中國社會史》）。這部作品全面梳理了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致力於向世界呈現一個更立體、完整的中國形象。

其次，電影推薦王家衛導演的《重慶森林》。影片透過兩段看似無關的都市愛情故事，探討了疏離與連結、時間與記憶等普世主題。其獨特的影像美學和情感張力，超越文化背景，能引發廣泛共鳴。

再者，藝術作品方面，徐悲鴻的《奔馬圖》是我非常推崇的代表作。這幅畫巧妙融合中國傳統繪畫筆墨與西方素描的寫實技法，氣勢磅礴，極富藝術感染力，生動展現了中西藝術交融的成果。

最後，關於親身體驗，我強烈建議前往中國西北的新疆或西南的西藏。中國作為多民族國家，其文化風貌豐富多彩。通過當地旅行，人們能親身感受不同於中國內地的壯麗自然景觀、獨特宗教氛圍與濃郁民族風情，從而對中國的多元構成有更深入的認識。

這本書、這部電影、這幅畫作以及這段旅程，分別從歷史縱深、現代都市情感、藝術創新融合與地理民族多樣性等不同維度，共同勾勒出一個豐富多元、立體生動的中國。

延伸閱讀

《澳門》第127期

〈沈友友：我崇拜年老時候的孔子〉

https://www.macauzine.net/viewnews?itemid=813

文：霍芷雲 圖：宋楚珊 沈友友